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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谈《唐研究
2018-11-22 08:52  

  《唐研究》第23卷出版之际,荣新江教授在编后记中说:“我自1995年以來,受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罗杰伟先生委托,承担大型学术年刊《唐研究》的编辑工作。二十三年來,可以说恪尽职守,保证了每年按时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23卷,多少为唐研究做出些许贡献。今年夏季,我決定在完成第23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后,辞掉《唐研究》主编一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读书、研究、考察、写作上。”陈尚君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写道:“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研究》,为中国学术保持颜面,始终不苟且于时俗,功莫大焉。”

  荣新江:我其实跟罗杰伟先生不算太熟,所以只能简单说说情况,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罗杰伟本来是个IT企业家,三十九岁就拿到专利,他以前的公司在北京的赛特大厦上有一整层楼。他的企业非常成功,有一年他来北京,大概因为对中国投资的贡献,还被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接见过。他来中国发展生意的时候,就爱上了唐朝,他说其他朝代都不喜欢,只喜欢唐朝。以前也有别的杂志想请他资助,他说:“我只姓唐。”还有拍杨贵妃的剧组找他投资,但是他很听我们这些学者的话,我们跟他说还是支持学术研究更合适,他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成立了“唐研究基金会”(Tang Research Foundation),专门资助学术。开始时,唐研究基金会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出了十几本,二就是创立并支持大型学术专刊——《唐研究》的编辑出版。

  我出任《唐研究》主编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罗新担任了基金会在中国的秘书,有一天他拿来他们几位约来的第一卷稿子请我审稿,我说请我审还不如让我编,他说那你就编吧。1994年12月,经过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正式讨论,通过由我担任主编。所以说,我做主编其实一切都是很突然的。不过我当年三十五岁,浑身干劲,此前几年又在国外一些学术机构走访,刚刚回国的人都是有干一番事业的冲动,所以我当时也正想做点学术推进的工作,《唐研究》正好是可以实现我的某些学术抱负和理念的地方,于是我就勇敢地接手了这个专刊的编辑工作。刚开始的组稿工作很困难,也很匆忙,一位好心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有句俗语,叫“三期刊物”,你要小心《唐研究》不要办成“三期刊物”。我说,哪怕三期也好,只要是为中国学术做出点滴贡献,哪怕编一本论文集也好。1995年12月底,《唐研究》第1卷如期出版。

  能不能说说你所了解的唐研究基金会主席,也就是《唐研究》的赞助人罗杰伟(Roger E. Covey)先生?

  荣新江:罗杰伟是个非常好的赞助人,他既有资本家的素质,也有学者的素养,非常尊重学者。我当时向他提出办刊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经费要充足,当时我一口价问他要的钱,今天还够用,可以想象1995年的人民币现在已经贬值多少,就知道我当年是狮子大开口(事先还是预算过的),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第二个条件就是他不能干预编务,就是他只管出钱,不干预我的任何编辑工作,既不推荐文章,也不对文章的取舍发表意见,这些他都答应了。之后我和罗杰伟的交往不算多,基本只限于每年的圣诞节他从美国来北京的时候。那时每年这个时节都开唐研究基金会的年会,他十分尊重学者的决定,基本上不参加讨论“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会议,他说哪本书值得资助出版,是你们专家的责任,你们说了算;至于每本书出多少钱资助,由他说了算。那时的会议总是找一个和唐朝有关的地方开,长安、洛阳、成都、扬州,记得唐朝两京之外,所谓“扬一益二”,我们都去过。在一起考察的路上,我们有时候攀谈一下,每次说到《唐研究》,他都是表扬和支持。

  我记得2002年4月,美国耶鲁大学韩森(V. Hansen)教授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发现的粟特墓葬研讨会”。我发现他也从芝加哥赶来纽黑文听会,当时他拿着一本新出的《唐研究》,一个劲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唐代研究期刊。我看他一副相当自豪的样子,因为他支持的《唐研究》总算是站住了,而且每卷五六十万字,规模相当可观。我们知道美国也有一份期刊叫Tang Studies,中文名叫《唐学报》,也是一位喜爱唐朝的实业家斥资支持的,内容略偏文学,发表很多重要的文章,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柯睿(Paul W. Kroll)等人的大文。《唐研究》无意与《唐学报》比高低,但罗杰伟和他的美国同仁之间,或许有那么点儿较劲的意思,从规模和气势上来说,罗杰伟略占上风。

  罗杰伟后来退出企业经营,在芝加哥大学注册,跟随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 1921-2007)教授,攻读艺术史的硕士。他跟我说:他三十九岁以前都是在研究计算机,没有读历史书,现在开始读,怎么读也赶不上你们了。但他对图像的东西比较有感觉,所以他选择艺术史,研究中古时期的金银器、造像等。但大概因为起步较晚,罗杰伟的学问做得不太成功。他很爱辨伪,正面著述不多。我记得他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是《北周拉梢寺艺术中的中亚主题》,巫鸿将其收入他主编的《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事先巫鸿觉得写的不错,征求过我的意见,我看后也认为颇有新意,用他对于中亚艺术的知识,判别出前人不太留意的拉梢寺壁画中的一些中亚因素。罗杰伟去世后,他的一小部分有关中亚、中国艺术史的书入藏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我翻检后觉得,如果罗杰伟循着这个路径正面研究中古中国艺术中的中亚因素,会有很大的成绩。

  但他似乎陷入了“疑伪思潮”不能自拔,我在《唐研究》上发表过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2004年出版的第十卷中的《金银器说铃》,罗新译成中文发表;一篇2009年出版的第十五卷的“The Symbolics of Authority:Four Cases in Tang and Liao Silver”,都是关于金银器的辨伪之作。其中前者所辨伪的一些美国收藏的金银器,是他曾资助出版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中用作标准器物的,我曾十分犹豫这样发表出来,是否让我的朋友感到不爽,但本着学术争鸣的办刊宗旨,我还是勇敢地发表了他的文章,虽然我也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日本山中商会倒卖到美国的金银器,大多数是假的,但我考察过同一商会倒卖到美国的敦煌绢画,则确凿无疑。(山中商会的问题,我很想单独写篇文章)

  我觉得罗杰伟是有眼力的,也有很多机会观察实物,比如他等到所有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从山中商会购买的金银器全部撤展到库房后,一总观察全部藏品,同时也看过美国其他藏家收藏的同一来源的金银器。我曾和他一道去小雁塔下的西安市博物馆(今西安市博物院)看馆藏的金银器,有些东西他一掂量就说的出产地是哪儿。可见他对实物的考察非常仔细,因为他看的东西多,他的金银器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他一直没有能够完全静下心来做学问,公司事务缠身,私人生活波折,在学术道路上也很挣扎。如果假以时日,他能够从辨伪走到正面阐述,那他的学术天地会很大,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上,他有其他学者所没有的不少机会,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握,就离开了人世。

  荣新江:1984-1985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进修学习了十个月,汉学院是由一个兵营改造的,里面是个天井,汉学院的老师和一些研究生上午喝咖啡,下午喝茶的时候,有时候会谈到《通报》和上面刊载的文章。我出国前就常常翻阅《通报》(Toung Pao),该刊1890年创刊,由法国、荷兰各出一位著名汉学家联袂主编,内容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等方面,后来转向以中国学研究为主,主要发表学术论文、书评。我知道许理和(E. Zürcher)教授是主编之一,他是我在莱顿大学的指导教授。但我到莱顿才知道,《通报》的编辑部就在莱顿大学汉学院,这段时间让我更多地了解了《通报》的编辑理念和编辑方法。

  许理和教授每个月会安排一次和我谈话,指导我的学业,回答我的问题。说到《通报》,他当时就跟我说:“我办《通报》,标准有两条,或者有新材料,或者有新问题。”因为当时欧美汉学界对于唐长孺先生为首整理的吐鲁番文书不甚了然,所以他约我给《通报》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新材料。这表明一位主编对新出材料非常关注,他当时还约张广达先生写一篇关于孔望山佛道造像的文章,也是这个意思。很遗憾,我的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完成,很对不起他。当时是1984、1985年,简装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在陆续发表中。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按墓葬为单位发表文书材料,我是按主题介绍,一个主题的资料在还没有出版的墓葬中也可能出现,就算我当时写完了,后面可能还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知道新出吐鲁番文书都是什么内容,急需英文的介绍,但我一直犹犹豫豫的没敢交稿。其实我的文章基本架构是写好了的,没交稿的另一个原因是《通报》水平太高,我当时只是个研究生,文章不够格,不敢拿出来。

  我在莱顿汉学院看到一位秘书小姐整天在办公室里打字,有次喝咖啡的时候我就问她,你在打什么呢?她说:“我在把英语不是母语的作者的文章改成通顺的英语。”许理和先生给她发工资,就做这么一件事,可见《通报》对于文字的要求之严格,要专门雇一个英语为母语而且文字功底好的人,来把法国人、德国人,甚至美国人的英语,改成纯正的英语。其实,这也是出版《通报》的博睿(E. J. Brill)出版社的严格要求。最近若干年陈怀宇和我编辑张广达先生颂寿英文论集,博睿对于我们这些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要求之严,难以想象,因此书一拖再拖,今年终于要出版了。我编《唐研究》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也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改文章,有些作者的文字很不讲究,我都得给他们重新顺一遍,甚至重写一遍。给二十三本《唐研究》改稿的时间加起来,我大概可以多出好几本书。

  我一直鼓吹学术是个很高尚的事业,学术要严守写作规范。所以为了追求这种高尚,《唐研究》每页排版不超过一千字,这是很奢侈啊,现在哪个刊物能做得到呢。许多刊物都要收版面费,能多排一点儿就多赚一点儿,字都挤在一起,看起来忒费劲。

  西方和日本的学术期刊我比较熟悉,《唐研究》的基本结构和工作方式我是借鉴了《通报》的,所以我基本上只发表论文和书评两类文字,这是国际通例。欧美的学术刊物重视书评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期刊一期只有一篇论文,其他全是书评,论文可能只有该领域相关的几个人读,书评是人人都要读的,要了解学界的最新动态,就得通过书评。国内在书评上是做得很不够的,所以我编《唐研究》,发誓自己要多写书评,希望学习伯希和(P. Pelliot)编《通报》,戴琼(J. W. de Jong)编《印度伊朗学刊》(Indo-Iranian Journal)那样,利用自编刊物,多写书评。当时的想法,是看完一本书,不写篇书评就不算看完。在《唐研究》前几卷中,我写过不少书评,评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Alfredo Cadonna & Lionello Lanciotti(ed.),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Elfriede R.Knauer,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有的批评的也比较猛。记得当时有年轻的同事说,吴玉贵老师看了这书评不要跟你玩儿命呀,我说已经给吴玉贵看过啦,没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者比起老辈来是能够接受批评的。老先生一般自己不写批评文章,也不太能受得了被批评。陈尚君教授就一直坚持给《唐研究》写书评,从第三卷评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考校》,到我编的最后一卷(第二十三卷)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非常棒,而且有功力。中国很多学术刊物都有编者的话、编后记,过几年可以单独抽出来出本书,我不爱写这些文字,我觉得学术刊物有论文和书评两块就够了。不是因为我没话说,而是我觉得应该让作者说。

  荣新江:我虽然是隋唐史出身,但很多年都在搞敦煌学,敦煌学跟很多别的学科比如宗教、考古、美术史、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有交集,《唐研究》也是一样,不光关乎唐代历史本身,也关乎唐的各个方面。我编《唐研究》,很想推进美术史、考古这些方面的研究,所以编法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模仿的是《通报》。我希望利用《唐研究》,推进唐史研究,也推进唐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刘后滨教授最近在《改革开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说:“1995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有了一份汇集以唐代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学科的成果的学术专刊,构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学科交流的新起点。”这个总结,说出了我办刊最想做的一个方面。

  一份刊物就是一个阵地,《唐研究》一卷有五六十万字,可以推进我想推进的方面。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是我出国次数最多的一段时间(看我们中心的网页),也参加很多会议,友人葛兆光兄曾告诫我:“不要成为会油子!”其实,我有我的打算,就是了解学术动态,探索学术发展方向,通过交流得到哪些学者在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课题的信息,这些对于我编《唐研究》有莫大的帮助。经过思考,我们从第九卷(2003年)开始,用一些专号的方式,推进唐研究甚至中古史研究的某些方面,比如第九卷是“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虽然还不是整本的专号,但从学术史上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学”的开始;第十一卷是邓小南和我主编的“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推进或者说回应唐宋变革论的研究,其中有张广达先生的宏文《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第十二卷有“《天圣令(附唐令)》研究”一组文章,第十四卷则是刘后滨和我主编的“《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以推进新发现的《天圣令》及所附唐令的热点研究;第十三卷是侯旭东和我主编的“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希望打通汉唐,与唐宋一卷相呼应;第十五卷直接打出“长安学”研究专号,希望更进一步推进长安研究;第十六卷是“唐代边疆与文化交流”研究专号,推动探讨唐代边疆、外交、文化交流等方面;第十七卷“中古碑志与社会文化”研究专号,利用我们整理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成果,推进利用碑志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第十八卷是“中国中古的信仰与社会”研究专号,这也是我很想促进的一个方面;第十九卷有“从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和《葛啜墓志》两个研究专栏;第二十一卷“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是我们对长安研究的又一贡献;第二十二卷是“从高昌到奈良——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是增进写本学、丝绸之路研究的努力;第二十三卷是陆扬和叶炜执行主编的“文本性与物质性交错的中古中国”研究专号,则是着眼于文本的物质性的讨论。《唐研究》这些专号,不敢说对唐代研究领域起来多大的作用,但我的主观愿望是想开拓研究领域,拓宽学术视野,利用《唐研究》比较厚重的篇幅,以专号或专栏的形式,做一些普通期刊做不到或力度不够的事情。

  另外,前面已经提示过,《唐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较一般刊物字数要多。我们一年只出一卷,在一些专刊应新闻出版署进入核心集刊的要求纷纷改一年两期的时候,我也坚持不改。原定一卷五十万字,但我能加就加,最多时有约七十万字的篇幅,尽可能把一个专题,一篇文章,在一卷中解决,一篇文章绝不发上下篇。所以,在篇幅上我们也比较自由,比如一般的期刊都有字数限制,不能超过一万五千字,大锅饭搞惯了,不能让一个人独占版面,现在《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稍微放松了点,也就两万字。我们就可以不管这些,我给定的最高限度是八万字。八万字的文章我发过两三篇,有上面提到的张广达先生写的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还有林晓洁的论文《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脱胎于她的硕士论文,写得太棒了,但她要去中学当老师,很可惜没有留在学界,我就把她的论文一口气全文发了。

  再有一点是绝对按期出版。虽然我们是“以书代刊”的学术专刊,出版周期定为一年,一般来说可以稍早或稍晚出版,但我坚持每年12月底见书。除了《唐研究》,我差不多同时还在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这份刊物挂的是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先生主编,实际编务是我负责,后来编了六卷实在顾不过来了,就交出去了。这两份杂志,我戏称一个专制,一个民主,专制的我说了算,民主的编委会说了算。后来我发现编杂志还是专制一点好,两份杂志同时创刊,都是一年一本,现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只出到第十七卷,我们则保证一年一卷,出了二十三本。大概只有一两次例外,如第十一卷因为等张广达先生的文章到12月18号才交稿,当时我和邓小南在京都大学访问,收到稿子我们把一切工作都放下,审完再发到巴黎给张先生修改,然后回来定稿排版,那一卷稍稍拖了几天。一个刊物如果按期出版,那就逐渐建立了学界对你的信任度,作者投稿以后,明确知道自己的文章年底会出,心里会很踏实。

  荣新江:我们的稿子基本上都是单向匿名评审,对审稿人不保密稿件的作者。如果是推荐来的稿件,推荐人必须写一份学术的评审意见。有些情况下推荐的是学生或者关系户,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则是推荐人真的发现了好作者、好文章。退稿的情况肯定会发生,也的确会得罪人。我想想,编《唐研究》,团结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志,得罪了百分之十,这里面有百分之二三就成了仇敌。我是个广结善缘的人(用施萍婷先生话),最不想得罪人,但是碰到审稿人认为论文不能够发表标准的时候,我必须听专家的意见。一般情况下,我会把两位审稿专家的意见合成一份,然后以《唐研究》编委会代表的名义发给作者。退稿的原因很多种,有的是质量问题,有的是不符合专号的主题,有些大牌教授的稿子也得照退。被退稿的作者心里肯定会不高兴,但也很少有来理论的。

  我很感激这么多年来请的审稿人都是非常负责的学者,他们的审稿意见非常具体,有理有据,一般来说,发给作者以后,作者大多只有感激,没有意见。最近翻检《唐研究》编辑过程中的一些往来信件,早期还有不少纸本的书信和审稿意见书留存,其中包括黄永年、徐萍芳、吴其昱、傅璇琮、白化文、陈允吉、高明士、徐文堪、陈尚君、葛兆光等等很多人的手迹,有推荐文章,有审稿意见。随手检出一篇徐俊先生1996年4月写的审稿意见,三百字的稿纸写了八页,工工整整,对作者的看法,一条条分析,指出其问题,结论是:“此稿如刊于一般丛刊,似可。《唐研究》似不宜刊用。供参考。”这样的文字,只可惜无法发表,也不能告诉作者。所以我邀请的审稿人,个个都是无名英雄,他们在幕后,保证了《唐研究》的质量,也让我退稿时有充分的把握。

  但这么长时间办刊,总会遇到个别不服退稿意见,反复纠缠的人。而我只能相信专家,坚持退稿,由此必然得罪一些朋友,有的相信会嫉恨一辈子,有的过若干年后,又是朋友了。

  荣新江:西方的核心期刊叫leading journal,很多都经营了百来年了,每篇文章都会找全球该领域最顶尖的学者来审,所以在学术界,这些期刊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我也受邀审过一些稿,基本上会给半年时间,要看得很仔细,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我也看过别人审我的文稿的意见,有时候写的意见书跟被审的文章差不多长,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中国的核心期刊制度历史都不长,大多数核心期刊是社科院系统的杂志,包括院级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以及所一级的《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等等,当然都是面向全国的杂志,现在这些期刊都采用匿名评审制,逐渐走上正轨,慢慢成为一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过去由于经费的原因,其他机构创办的历史学期刊往往没能生存下来。等到九十年代以后经济情况好转,国际交流频繁,一些机构、学会、学术团体、个人开始创办学术专刊,但这些刊物往往没有刊号,也就无法成为核心期刊,有的进入核心集刊范围,但许多学术机构是不承认核心集刊的。虽然我认为学术水平是看文章,不看刊物的。但核心刊物办的好,把关严,那么多年下来,一个刊物发表的的确都是好文章,当然就是核心刊物。所以核心期刊不是看有无刊号,而是看有无持续不断的高水平论文。

  一个学术共同体里面应该各种类型的刊物都有。《唐研究》多年来被南京大学评价系统评为核心集刊,也被一些高校列为核心期刊,某些学校认定在《唐研究》上发过文章是可以拿去评教授的。台湾“国科会”经过专家评审,也把《唐研究》列为核心期刊,所以台湾学者经常投稿。但罗杰伟创办唐研究基金会的最重要动机,是想资助中国大陆的唐研究,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发表大陆学人的文章。

  回首学术界创办了很多学术专刊,与历史学有关的,如《学人》《原学》《华林》《学术集林》《国学研究》《燕京学报》《华学》《北大史学》等等,有很多没有能够坚持下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不是核心刊物,稿源有问题。坚持下来的一些高水平的刊物,因为是专刊,所以也岌岌可危。这种核心期刊的体制,对于水平不低的学术专刊是很不公平的。

  荣新江:首先要特别声明的是,我虽然一直倡导写书评,但正面论述是更加重要的学术建树。说到书评,我认为一个学术刊物,书评是不可或缺的。放大一步说,一个学术界,不能没有书评。《唐研究》上发了不少书评,这点上我还是颇有贡献的。刘后滨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说:“《唐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23辑,对于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几辑,由于书评所占分量很重,明显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显示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书评强调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读,给被评书以学术史定位,甚至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彻底走出了瑕不掩瑜体书评格套。这使其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刻影响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是中肯的话。

  北大的《国学研究》创办时,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建议发书评,他们就一直不发,因为怕惹祸。但从现在的学术刊物来看,发正式书评的越来越多了。发书评的第一条原则,是从学术史上来评价一本书,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当然可以挑错,但其实许多烂书是不值得一评的。西方的书评制度是可评的书才能进入这个系统,所以不会是特别烂的书。而且必须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写书评,如果某人是某个权威期刊某个领域的书评撰稿人,那说明他是这个领域最大的权威之一,这是很高的地位和荣誉。在中国可能办不到,所以我们更鼓励年轻人写书评。写学术书评,如果书不错,评者也不错,有对话,这样才能把学术往前推进。再厉害的人,写书也一定会有漏洞,但写书评不能用侮辱性或人身攻击的词汇,这样流毒太深。随着年轻一代学人成长起来,大家在书评氛围的熏陶下,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现在颇有些学术刊物借鉴了《唐研究》的论文和书评的体例,比如《艺术史研究》《中古中国研究》等等。

  《唐研究》后来的书评有往字数多的方向发展,好像老担心表扬人表扬的不到家,这个我往往要删;最好的书评五千字,大部分篇幅都是批评,这样对学术才有好处。我那本《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里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关于书评的那部分,能够体现我的书评理念。

  荣新江:说具体一点,刚才说到书评,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遗憾是我自己没有坚持写下来。这也表明自己没有时间细致地读书,因此也就写不出书评来。或者是时间不够,看完书就忙其他事去了,时过境迁,书评也就写不出来了。

  我编杂志从来不管卖,有时候日本大学的图书馆要购买过刊,进出口公司联系我,非要从我这里买,我说我只编书,不卖书,也没有库存。其实现在刊物都数字化了,有一两家公司曾经找我,要把《唐研究》数字化,但我觉得占用时间多,无法保证数字化的文本是否正确,还有就是根深蒂固的版权意识,觉得一些公司的数字化,对于作者的著作权和出版社的版权考虑不够。但现在一个刊物如果不数字化,那影响力就要小得多。在我担任主编期间,没有能够让《唐研究》数字化,是一个遗憾。

  还有一事没有完成,也很遗憾。2012年初,罗杰伟曾提议要编一本《唐研究》最有代表性论文的英译本,就像由他编译、罗新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内亚》(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该书列为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研究丛书》第174册,2012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样,暂定书名作《唐研究英文选集》(Chinese Scholars on the Tang,直译是“中国学者论唐朝”),由他和艾安迪(Andy Eisenberg)教授合作编译。经过反复讨论,我选择了下面四个方面十二篇文章:

  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兼论 “祀典” 与 “淫祠” 概念的落实 (雷闻)

  “关陇文化本位” 与 “南朝文化北传” ——关谷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 (何德章)

  我应他的要求,联络所有作者,获得他们的同意后,准备好所有Word文本、图版、作者简介等,在2012年9月9日全部寄给他。10月4日,他就把我的文章的译稿寄过来,效率十分高。可惜之后就没有音信了,其实他的身体已经不行,直到2013年7月30日不幸去世。后来罗新从他的电脑里拷来有关《唐研究英文选集》文件夹,我翻阅了一遍,发现只有张广达、牛来颖、孙英刚的文章有译文草稿,其他都是通信和为翻阅所做的词汇表、年表等等。很遗憾,这件事没有完成。但我们要深深感谢罗杰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的是《唐研究》的翻译工作。

  最后应当说,我对《唐研究》的最大遗憾,是不能再继续主编这样一本好的刊物了。罗杰伟的去世,没有影响《唐研究》的经费,他生前已经做好安排,要继续资助《唐研究》的出版。我感到我已经圆满完成了《唐研究》的使命。我作为一名教员,要教好书,带好学生,还有会议和杂务;作为一个学者,我要研究和写作。因此,我只好对自己心爱的《唐研究》说再见了。我卸任是很彻底的,解散编委会,一切交还唐研究基金会,由基金会决定继任人选和以下的所有事情。

  作为一个学人,仍然要多方面对学界做出回报。我在编《唐研究》的时候,同时也主编不少其他领域的著作,比如《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敦煌讲座书系》《黄文弻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等等。现在虽然我不编《唐研究》了,但我仍然会编其他一些学术专集,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马可波罗行记译注等。我从来不是只顾自己学问的人,我努力用各种方式推进学术,所以,集体的项目也是我想做并努力往好处做的事业。

  我做学问比较杂,敦煌、吐鲁番文书,西域史,中外关系史,或者说现在时髦的丝绸之路,还有隋唐史,涉猎较广,也还有不少抱负。我的治学之路的顺序,大致上是先做敦煌,从敦煌到吐鲁番,到西域,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资料积累延伸到中外关系,而隋唐史这一块主要做的是长安研究。2002、2003年的时候我就想写一本关于长安的书,叫《从王府到寺观》,章节都列好了,打算运用一些理论,把长安作为一个大的场域,实现新史学研究。北大历史系主要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这是看家本领,我最初也做制度,比如研究归义军节度使的升迁,用的就是制度史的基本功。现在数据库发达了,我希望更多的是能够解释材料,能够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想法。我把长安作为场域,组织读书班,让学生在里面研究性别史、医疗史、社会文化,做一种活的区域研究。我的着眼点是从中古到近代的城市转变,安史之乱是个分水岭,那之后的长安不像过去那么封闭了。我得承认受到了李欧梵研究上海跑马地等公共空间的影响,借用现在的公共空间概念,落实到长安就是寺院。大的寺院都是王府或公主宅邸改建的,比如高宗当皇帝以后,他的宅子没人敢住,要么变成宫,要么就变成一个大的寺庙。皇戚的宅邸之大,有的范围就是一个坊,有的半个坊,它们本来是私密空间,一旦变成寺院以后就向社会开放,白居易他们喝酒赏月一喝就是一宿,就是去寺院里闹腾。学生读书、青年男女谈恋爱都是在这个空间里,整个城市就从这里动起来。这是我目前最想写的一本书。此外,关于西域史、吐鲁番文书、丝绸之路,等等,我都有题目要写,只是没有时间动笔。

  当然,不只是想写学术的,也想写一些随笔性质的,如早就构思的《三下和田》《海外访书记》……